名校学生进系统
从平均来看，体制内收入水平已经甩出体制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比上年增长9.8%，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比上年增长8.1%。
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157.6万人通过资格考试，报考人数再创新高。图为2019年12月8日，2020年北京公务员考试举行。(视觉中国/地图)
对于毕业于武汉“双一流”大学的刘化军来说，几年前本科毕业后当公务员并不是他的求职选择。
报考公务员的学生并不多，家乡公务员考试的主要竞争对手多为“二本”毕业生，“必然存在心理落差”。
2020年，刘化军从一所著名的海外学校毕业。找了一些工作后，他申请了家乡四川的“乡镇公务员”。8月中旬的面试日，她发现面试环节的每个人都来自“双一流”大学。
与刘化军有着相同“进入体制”想法的名校毕业生逐年增多。2020年8月，杭州余杭区招收了一批清华北大的研究生到街头打工。2019年深圳很多中学公布的招生名单，几乎都是清北的毕业生。
这两个新闻故事都引发了“浪费人才”、“大材小用”等大讨论。但是，在“清北”的生活中并不少见。在瞬息万变的就业环境下，体制向年轻人伸出的橄榄枝又重新焕发了它的巨大吸引力，包括过去“不考虑”的乡镇公务员这个岗位。
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逐年增加可见一斑。2020年11月上旬，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本次“国考”157.6万人通过资格考试，报考人数再创新高，比去年增加14万人，报名比例为61: 1。“国考”公告有明显变化：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主要招收大中专毕业生。
选调生是应届毕业生进入基层党政机关的另一个渠道。这个存在多年的体系，近年来规模不断扩大。在一些省份，选调生的县乡比例约占公务员年度招聘计划的10%。同时，在一些地方，定向选择的范围被划定到几个名校。
两个渠道都受到毕业生的青睐，从中可以窥见体制内人才选拔机制的变化以及背后的逻辑。
体制内待遇提高
体制外环境激变
刘化军并不真正知道他的野心是什么。本科期间，她在很多私企实习过，经常加班，见过最后一次淘汰，被“年纪裁员”的传说吓坏了。
最后，报考家乡公务员最重要的原因是“稳定”。在此之前，刘化军收到了许多知名企业的报价，包括互联网公司、银行和房地产企业，这些都是私营企业中收入较高的行业，但与她询问的公务员工资相比，收入“高不了多少”。
“以前觉得体制内收入低，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刘化军发现，特别是在浙江、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的收入甚至高于当地私营企业和外企。
从平均来看，体制内收入水平已经甩出体制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比上年增长9.8%，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比上年增长8.1%。
深圳中小学大规模招聘“清北生”教师时，曾经使用过“有钱、有闲、有尊严”的口号。在一些学校，硕士生可以拿到28万元的年薪。深圳教师的“高收入”也得益于当地公务员工资的上涨。深圳某中学的校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深圳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当地公务员基本持平。
杭州余杭区在吸引“清北”人才时提供更优惠的待遇。在当地，身份问题通过职业确立来解决。硕士生根据科室级别的工资水平享受绩效工资和福利待遇，博士参考副科室级别。进口的“清北生”也可以成为一名实行年薪制的政府雇员，拥有博士学位约38万元，硕士学位约35万元，各种补贴数万元。
刘云南，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2018年被介绍到余杭区东湖街。刘云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现在的工作很充实，很幸福，收入也符合预期。相比于在律所或者大企业打拼的大学生，刘云南感觉工作稳定，晋升渠道畅通，在余杭的生活工作环境也很好。他会推荐弟妹去余杭工作。
一方面体制内待遇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体制外名校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经济形势不可预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018年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刘伟，进了一家央企。在他看来，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我现在赶不上了。”他求职的时候，“很少有工作三五年后财富自由这样性感的财富故事。相反，一些大企业在35岁以后被裁员的传说，越来越让大家感到害怕。”
随着2020年疫情的爆发，他们会越来越珍惜自己的安全工作。
刘伟说，通常情况下，学生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挑，挑，跳”他们得到的提议(录取通知书)。篮子里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系统中的报价。他的同学中，大部分都去了央企，公务员次之。
超过四分之三
北大毕业生进体制
在收入不低、稳定、安全、可预测、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刘化军和刘伟的选择越来越普遍。
北京大学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19年，学校本部共2822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其中49.79%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27.14%到国企工作。换句话说，超过四分之三的北大毕业生进入了体制。
其中，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从2015年的10.72%上升到2019年的17.08%，而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人数约为2015年的一半。
2019年北大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前20所院校中，有8所是省委组织部，其中福建省委组织部招聘55所，四川招聘41所，广东招聘26所。一些央企也名列前茅，前20家单位中，只有华为和腾讯是民营企业。
这样的数据在名校有代表性。
在一所“双一流”大学担任辅导员的李斌回忆说，五年前，学校的氛围是“创新创业”，更多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学生是不太优秀的学生，他们经常在家乡求职。
李斌说，当时一些不发达省份去学校招收选调生学生，申请人数往往很少。为了避免尴尬，他还鼓励一些学生干部报名，“即使他们不想参加考试，他们也会聚集人数。”。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学生会主动关注调动信息，成绩优秀的学生会积极报考发达地区的公务员。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进体制”是父母的想法。当刘化军申请工作时，在这个系统中工作的父母反反复复
像刘云南，2018年被招到余杭区的北大哲学硕士朱思珍，被媒体问及职业选择：“父母觉得杭州政府部门工作氛围很好，生活环境很舒适，发展潜力很大。希望能发挥作用，发挥价值。”
学校整体求职氛围的影响不小。刘伟考公务员是因为“大部分学生都去考了”，“那种心理是大家都有的，我也不得不去做”。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明确的理想职业或者特别想做的工作，找工作会考虑性价比和周围人的看法。”刘伟会考虑一份工作是否有户口和工资，和同学比较。他系统地思考了这种职业走向的原因，认为名校毕业生相对更容易进入体制，体制内学生多了之后，从众心理推动更多人选择进入体制。
同时，很多用人单位觉得招名校生比较容易。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一名干部透露，该区2017年才招到北大应届毕业生中的第一位小学老师。到2020年，将招收48名北大毕业生和28名清华毕业生。
杭州余杭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招聘的时候，感觉很多(有威望的)毕业生只看重省属单位、大型国企、优质民企，对城市关注度很低，更不用说区县了。2017年，余杭区开始主动去清华、北大等学校进行推广。"反应出乎意料，申请人很多。"。
北清毕业生在深圳中小学教书，在杭州街头打工等消息的广泛传播，更坚定了一部分学生进入体制的决心。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信息实际上拓宽了他找工作的视野。“这么多兄弟姐妹去那里，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
2020年6月6日，江苏淮安，父母在淮安考区考点外等待2020年江苏省录用公务员。(ICphoto/图片)
选调生扩招
专项计划“抢人”
应届毕业生进入该系统的另一个渠道是选调生。近年来，越来越多有针对性的转移和人才引进计划出台，资源开始向名校学生倾斜，成为各地争夺人才的手段。
这一机制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与各级公务员考试逐渐形成了体制内的两个人才选拔渠道。2020年5月，四川省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人才支撑的若干举措》，提出每年招聘10%左右的公务员用于选调生县乡招聘。
北京大学2019年就业报告显示，29个省市共有429人报名参加有针对性的选调生和特殊人才引进项目。近年来，北京大学选调生的总数已达近2000人。2010年以来，北大与31个省份建立了合作关系，2020年报名转校的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
相比之下，清华的选调生没有北大大，但也在快速成长。2019年，清华269名毕业生通过定向选拔进入基层公共部门就业，2015年这一数字超过150人。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重新启动了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训和培养的工作。此后，选调生系统承担了为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专业年轻干部的责任。选调生主要是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拔的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
2018年5月，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的意见》，要求适当扩大选调生规模。一个月后，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 a
通过选拔，毕业生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就可以成为公务员，还会得到“重点培训”。选调生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定向选调生和定向选调生，其中选调生的定期招聘主要针对国内两所以上高校，而定向选拔主要是根据各地各单位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的需求计划，针对国内一些重点高校。
近年来，许多地方扩大了定向选择的规模。2014年，四川省首次入选全国知名高校22所，急需毕业生228人。2021年，选拔招聘计划增加到3062人。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将定向转的竞争范围划定到几所名校，成为“校内竞争”，很多省份为清华北大两所高校分头设岗排名。还有一些省份“照顾”省内知名大学。比如2021年河南省定向选拔，每个城市的招生名额都会固定到河南大学的一些地方。
同样在选调生，定向选择的起点更高。
2018年，湖北招聘1600名选调生到市县乡工作。其中200人入选“双一流”高校，由市委组织部分配到市直单位工作；而面对国内高校的选调生，却被各市州组织部分配到乡镇工作。
成都市委组织部要求各区县合理分配本地区部门级非领导岗位的空缺岗位，为新录用的高学历选调生预留足够的岗位，如硕士、博士等。还要求达到《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最低使用年限且表现良好的选调生及时被任命到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一些优秀的可以按程序审批后晋升。
为了吸引名校学生，有的地方还提供了“真金白银”。在2020年北京大学招聘选调生的公告中，陕西省写道，被分配到县或乡工作的人每年将获得硕士和本科生3万元的生活津贴，以及医生5万元的生活津贴。
其他地方提出了——“人才引进”计划，这是除公务员考试和调动以外的第三项措施。比如杭州余杭区，针对清华、北大毕业生，正在“招党政机关后备人才”。这些毕业生只需要通过“现场面试和考核”。被录用后，首先要通过事业编制解决身份问题。录用期间表现好的，可以录用为所在单位的中层正副主任，然后在择优录取的基础上逐级晋升。公务员晋升为党政机关部门级领导干部后，再进行登记。
一些发达地区靠“高薪”，一些不太富裕的地方靠“给分”来竞争。赵，北京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2018年引入杭州余杭区，最终未入岗位。他选择了去湖北省古城县，从学生变成了副县长，主管科技。
类似谷城政策的地方很多。2016年，四川省达州市启动了清华、北大、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专项人才引进工作。2017年7月，这三所大学毕业的11名博士被介绍到达州担任副县级领导干部。
打破提拔干部的
固有思维
高校也在鼓励更多的学生进入该系统。2019年，北京大学推出“燃火计划”，号召毕业生深入基层，聘请105名“选调生校友导师”回校召开报告会，“以亲身经历和生动体验影响和激励在校学生”。
前述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干部告诉南方周末报道
没有哪个用人单位会觉得自己的职位配不上“清北生”。在招录了大量“清北学子”的余杭区受到关注后，区委组织部负责人解释说，他们在街道工作并不算大材小用，很多工作专业性很强，急需更多的年轻人才在服务管理方面提供专业支持，“引进和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高素质专业干部”。
北大毕业生王燕在参加一些招聘后发现，有些用人单位只收清北毕业生，却更注重象征意义。他们把招“清北生”作为自己的招聘成绩，以体现工作的吸引力。
王燕最后去了深圳的一所中学教书。面试的时候，她觉得师范生的一些竞争对手表现比她好，但是被淘汰了。深圳另一所中学连面试都没面试她，直接要了高考分数给她开了个价。
在浙江基层组织部工作的张彤向《南方周末》记者总结说，与公考录用的公务员相比，名校选调生年轻、学历高，但缺乏实践经验。但是，他们也将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当地政府将在选调生定期组织轮换和培训。
今年，张彤各县市招聘了60多名公务员，其中近10名是入选35所“双一流”大学和浙江省12所大学的“专业人员”。在招募越来越多的选调生人后，地方政府建立了“90后优秀青年干部”人才库，并将其纳入后备干部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提拔干部时固有的论资排辈的思维。
张彤表示，前几年向选调生上报本地招聘计划时，主要是基于经济金融、城市规划等专业要求较高的岗位缺口。这几年招聘规模扩大了，各种工作都可以招聘。很多选调生都是为“综合写作”工作提供的，针对性选调生的专业限制也有所扩大。
张彤说，除了优化干部结构和提高干部整体素质之外，“这么多高材生愿意来，还是能反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
“如果你给的钱多，不挑三拣四，为什么不去？”刘伟和王艳也注意到，有些地方对“清北学子”的人才引进门槛很低，甚至不用考也能过。“如果去私企，可能没有这个价值。”。
加入央企后，刘伟与单位人力进行了交流。“她说，招那么多清华北大毕业生，不能给你明确的培养方案，但领导还是喜欢的。”
但是制度的稳定可以给年轻人安全感，但是一旦遇到一些不确定性，就会很快引起焦虑。2020年秋季在深圳南山区招聘的多名中小学教师反映，7月份已经报到培训，但直到10月中旬才正式入职，工资尚未发放。一个北大毕业生在校园论坛上贴出了关于这件事的帖子。
(应受访者要求，刘化军、刘伟、李斌、王伟、张彤为假名)
南方周末记者张南方周末实习生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