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年轻人:我没留在敦煌 敦煌留了我
11月2日，敦煌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傅在莫高窟第264窟临摹了一尊人体雕塑。他仔细观察了原始的身体雕塑，然后用粉笔在他复制的雕像上做了修改标记。临摹涉及到文物的后续保护和研究。
这本来是一个冷门的业务，但近年来不断受到关注。从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范进士，到祝福今年考上北大考古系的留守女生，到4万报名故宫文物修复师，从豆瓣评分9.4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到两季火爆的《国家宝藏》，一个接一个的文化现象背后，是社会对文物和考古相关事业的认可。
与京、Xi安不同，距离上海3100公里的敦煌距离塞北较远，地理环境也不尽如人意。《解放日报》记者上官采访了几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年轻人，探讨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们留在敦煌的原因。
【初见敦煌】
2017年12月12日，傅的飞机降落在敦煌机场跑道上。他从舷窗向外望去，只能看到黄沙。
山东人傅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中国传统雕塑。2017年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他的工作之一是在临猗洞造一具尸体，用于保存和研究。他来对了地方，是因为兴趣和职业契合。
离开机场后，向西走几百米，向南拐进一条僻静的路。两边只能看到驼草和伸向远方的电线杆。路的尽头是一片小小的“绿洲”，是莫高窟，也是敦煌研究院的所在地。公元366年，一个叫勒拉的和尚首先在这里开了石窟。从那以后，熟练的工匠开了几千年的洞。历经北梁、隋、唐、宋、元十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繁盛起来。莫高窟的壁画和塑身大多集中在南区，这里有492个洞窟，2000多尊塑身雕像和4.5万平方米的壁画。
敦煌莫高窟九层外景。郑
敦煌莫高窟，除了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塑身壁画外，是戈壁沙漠中的文化殿堂，中原、西域等文化、技术、宗教汇聚、碰撞、交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留下了辉煌。明朝以后，莫高窟沉寂了。人们对离这里不远的阳关和玉门关更为熟悉。
目前莫高窟附近除了工作和旅游的人很少。傅看着空荡荡的戈壁，说，“集中精力做点事至少是值得的时间。其他的，留时间说吧。”
熊业腾，25岁，毕业于Xi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大二的时候去了敦煌，让他震撼的不仅仅是文物，还有莫高窟的科技感，——“数字保护”壁画拍摄现场。毕业那年，熊业腾报考敦煌研究院，去了“数字化”。
熊业腾是Xi人。他的家乡离敦煌约1700公里，一路向西。熊野腾感觉自己好像要去镇守边防，既豪迈又惘然。
与两位90后艺术家不同的是，出生于1980年的河南人乔初到敦煌时，对壁画修复知之甚少。
2000年左右，乔在报纸上看到了敦煌研究院的招聘启事。当时，乔并不知道壁画修复是在做什么，只是在找工作。他给当时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王旭东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不久之后，乔得到了的回复“过来再说一遍”。
【无意理会“去留”】
莫高窟在敦煌市区300米以上，陪伴敦煌文物的人称入窟为上山。莫高窟的年轻人在山里找到了自己的榜样，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莫高窟的艺术延续了几千年，每个时期的审美和技艺都印上了时代的痕迹。即使在同一个朝代，如唐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魅力也是不一样的，魅力的演变背后是涓涓细流的历史。思考各个历史阶段的艺术特征是莫高仁的必修课。傅说：“如果你抄袭古人的作品，你会被懂得做事的人嘲笑。”
在临摹成型之前，傅走遍了莫高窟的各个洞窟，记录了每个洞窟的特点和细节。描述中国传统雕塑不同于西方绘画素描。只有借助粗细不等的刷线，古人对力度、空间、结构的把握才能恢复。
2018年春节，傅没有回老家，而是在山上打坐，复制健身。二月二十日，正月初五，雪霁。在院子和小巷的拐角处，他看到一个瘦瘦的老太太，穿着便衣在扫雪。
他认出老太太是范进士。研究所里的年轻人都叫她范奶奶。说了几句话后，范进士问傅项伯：“你应该追求更高，不仅要达到以前老师的水平，而且要超越他们。后人肯定比前辈做得好，不然还有什么意思？”傅项伯把范奶奶的话记在心里。最后一次见范奶奶是今年国庆前一天。像往常一样，她拄着拐杖，穿着朴素的深色外套，黑色裤子和一双运动鞋走进雕塑室。傅把手头的工作介绍给范奶奶。他看到范奶奶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工作室里，孙继元的老前辈临墙临摹，工作进出都可以看到。傅提醒自己“以前辈为榜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安逸”。桌子上有一本日历书。每天，他都会在上面做一个叉子。分叉不是数着日子过去。相反，告诫自己：“岁月如梭。”
如果说傅的工作是重现过去，那么熊烨腾的“数字敦煌”就是保留现在。
熊业腾加入团队后，才意识到直接对着壁画闪闪光灯的危害远不止阳光直射。所以每个反射镜都是根据每个洞穴的结构专门制作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洞穴中的壁画和藻井，通常会在几平方米的墙壁上拍摄成千上万张照片，然后在后期手工拼接，使图像吻合在一起。
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吴健是熊烨腾摄影事业的偶像。刚到敦煌研究院时，吴健告诉熊烨腾，莫高窟的壁画有温度和质感。只要吴健有新作品，熊烨腾就会研究照片背后的拍摄角度和灯光手法，争取早点赶上他。很多和熊业腾一起毕业的同学，都不再从事摄影相关的工作。熊业腾觉得敦煌延续了他的摄影梦。
敦煌雪后。熊业腾一大早就从市里上山了。天微微亮了，莫高窟九层倒映着晨曦，望月当空。“好像转眼一千多年过去了，莫高窟还是老样子，只是人变了。”这是熊烨腾当时的精神活动。这可能是“温度”——定义的历史积淀，而质感则是文物核心的美感。
乔的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
久而久之，很多壁画变得模糊变色，有的翘得像鱼鳞，有的甚至剥落。修复者的工作是通过除尘、填充、粘合和压制使壁画与时间的侵蚀竞争。
乔，40岁，仍是中组部的年轻领导。学习壁画修复，需要前人的“传承和帮助”，一个合格的壁画修复师通常需要5到6年的时间才能“成为老师”，只有真正有经验，精通各种技术，才会被分配去修复国家级壁画。
乔在洞穴中修复壁画。敦煌研究院提供
“时间”让乔对很矛盾。他希望时间更快，因为壁画修复的经验是日积月累的；他也希望时间慢一点，壁画修复刻不容缓。
许多年前，一幅由伟大的乡村工匠李运合修复的壁画，和修复时一样完美无瑕。乔就像一个治疗壁画的医生。“壁画是活的，有老有病。”乔对说道。壁画无法再生是现实。所谓壁画修复，更像是延长壁画的寿命，让珍品能保存更久。乔赵广记得李老的话：“肉还能长，壁画不能再长。所以不要让壁画倒下，否则就是罪人。”
11月初，敦煌气温骤降。为了保护壁画，修复工作将在冬天关闭。11月4日，乔趁最后一个短窗口期进入洞穴，先将一幅比小钉盖还小的升甲壁画背面除尘，然后用专用工具将准备好的粘合剂注入壁画背面，最后将一幅小壁画贴回墙面。进入乔的状态，很快就忘记了时间，只能做一点点。
有趣的是，乔赵广小时候刚进山洞时，吃饭时会停下手中的活，等着前辈出来吃饭。但是，他发现前辈们等不到左，等不到右。眼看饭就要过去了，他迫不及待地走进山洞提醒，却发现前辈们早已忘记了时间。
如今，乔也成了一个容易忘记时间的人。
【是敦煌留住了我】
今年敦煌研究院文化保护岗招生比例是4:1。敦煌研究院院长赵胜良认为，敦煌的魅力是敦煌能够吸引和留住年轻人的原因之一，而一小部分原因是文化保护工作不能操之过急，相当于给了年轻人很大的自由。
大学，不要急，但是这群年轻人似乎还是什么驱使着往前跑。
今年11月2日，傅将工作室内的一尊塑身雕像搬进了山洞，并当场与原雕塑进行了对比。相比之下，傅立刻显得很伤心。原来因为照片是刚开始复制的，所以塑身头的倾斜角度和原来的塑身有一点差距；其次，只有在那里，把自己放在和古人一样的位置上，才能深刻体会到古人的艺术造诣之高。
傅在山洞里复制了这个雕塑。敦煌研究院提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都要在山洞里呆很长时间，修改他的身体。“专注做一件事”是目前最幸福的事。“呆久了，会不由自主的有一种责任感，会觉得有负担要交给我们。”傅对说：
乔在修复壁画前有一个仪式。他需要冷静，在最有活力的时候会做最重要的恢复。这是对工作的尊重，对文物的敬畏。
修理壁画是一项精细的工作，你不能握手。为了让自己有一双外科医生般的手，乔找到了一个练习的方法，那就是修理他住处附近拔钉的楼房。长此以往，我的手不会抖，我会精通功夫。
对于一些修复要求高的壁画，每天只能修复20平方厘米左右，相当于一个手掌大小。大多数修复者整天坐着。“我不觉得无聊，但我觉得很充实。”乔对说道。
山洞里的工作条件很困难。很多年前，前人只能用镜子把太阳光反射到黑暗的洞穴里，然后用白纸把洞穴漫射照亮。由于阳光直射，明火吸烟会对敦煌文物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直到莫高窟电气化，情况才有所缓解。乔说，现在条件好多了。
二十年前，和乔一起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中，有几个同事相继离开。乔在这里成了家，从此扎根敦煌，慢慢明白了王旭东那句“来，再说一遍”背后的辛酸。
熊烨腾到达敦煌后，也轮流担任洞穴翻译。到了年中，每天都有很多组游客，每组游客要在1.5小时内完成8个开放洞穴的讲解。每天喝七八瓶矿泉水是常事。
有一次，熊烨腾带着游客进了一个山洞，突然感觉到山洞里潮湿的感觉。他意识到，在训练过程中，壁画塑身的敌人是洞穴打开带来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熊烨腾反复讲解，才明白莫高窟开放与保护的微妙平衡。
熊业腾在山洞的数字化现场工作。敦煌研究院提供
回到摄影岗位后，他对文物数字化的感知加深了。趁着今年疫情，莫高窟暂时关闭，熊业腾团队“窃喜”，终于完成了148窟的“数字化”。近日，熊业腾宣布了一个课题：记录莫高窟四季周边环境的变化和突发情况，希望能为莫高窟的保护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Xi安到敦煌会有心理落差吗？毕竟，作为一个旅游城市，Xi“大唐不夜城”就像一盏灯笼；敦煌到了淡季，很安静。
“当时常书鸿的前辈们还是决定从巴黎一无所有地回到敦煌工作。”熊业腾回答。
1935年，法国著名中国画家常书鸿在旧书摊上看到一张《敦煌图录》的画册，被敦煌深深吸引。从法国巴黎的塞纳河加入荒芜的沙漠戈壁。常书鸿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成了敦煌的守护者。
在敦煌研究院，矗立着一尊名为“青春”的雕像。雕像里，少女戴着草帽，手持工具，大步流星，短发夹在耳朵里，随风飘荡。这是孙继元的前辈以刚到敦煌的范进士为蓝本创作的。
为什么要留在敦煌？“我没留在敦煌，敦煌留了我。”熊业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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